范斯轉向漢彌爾頓主義 否決傅利曼的1980年代自由放任路線

副總統范斯（JD Vance）在播客節目中告訴主持人麥可·諾爾斯（Michael Knowles），美國保守主義已超越米爾頓·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的理論框架，他支持以政府主導發展為核心的漢彌爾頓式經濟學，並預測這將主導未來保守派的思維方向。

自由研究院（Institute for Liberty）總裁安德魯·蘭格（Andrew Langer）在《華爾街日報》撰文指出：「市場不需要全面的基督教護欄。市場需要的是個人自由、財產權、誠信交易、可執行的契約，以及針對暴力與詐欺的平等規範。」

范斯主張，傅利曼的理論在1980年代更具合理性，因為當時美國仍擁有「非常強大且豐富的制度性基督教文化」，他認為在「凡事皆有基督教護欄」的環境下運作的自由放任經濟，與當今世俗化、全球化文化中的自由放任截然不同。蘭格則反駁，這混淆了個人的道德自由與特定的宗教或制度秩序，並指出市場是「人類自由選擇工作、創造、買賣、儲蓄與投資所累積的結果」。

這場辯論具有直接的政策意涵，因為川普政府正推行大規模保護主義——包括對約200億美元貿易額的加拿大商品加徵關稅，以及擬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7.5%關稅——蘭格認為這與漢彌爾頓溫和的主張歲入性關稅相去甚遠。他寫道，關鍵抉擇「並非在於道地的美國人漢彌爾頓與外來的傅利曼之間」，而是美國關於集權、經濟方向與個人自由之古老辯論的延續。

漢彌爾頓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，但他的政治經濟學並非美國共和主義無可爭議的表現。他主張強勢的國家權力、行政權威、公債、國家銀行、保護性關稅、製造業補貼與政府主導的發展——這些政策是針對一個背負獨立戰爭債務、依賴外國製成品的新生國家的特殊處境所提出的應對方案。湯瑪斯·傑佛遜（Thomas Jefferson）與詹姆斯·麥迪遜（James Madison）因為擔憂政治與金融權力過度集中，而反對其大部分主張。

蘭格也認為，范斯關於美國制度衰落的敘事可能倒果為因。他寫道，自由放任經濟學並未催生福利國家；在數代人的時間裡，政府計畫承接了過去由家庭、教會、互助協會、兄弟會組織與地方慈善機構所履行的職能。政府擴張並非宗教參與度下降的唯一原因，但公共供給確實經常取代了自願供給。

自我強化的循環

蘭格主張，如果政府擴張削弱了公民社會，那麼解決之道不應是再一輪的集權。「這會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：政府承接公民社會過去承擔的責任；公民社會因此弱化；其弱化又成為政府必須承擔更多責任的證據。」產業政策、企業補貼、保護性關稅與政府持股，無法恢復自願結社的習慣——只會將更多權力轉移至最初排擠公民社會的政治機構手中。

他寫道，更好的保守派回應是透過減少稅務與監管障礙，為家庭、教會、慈善機構、小型企業與地方社團重新打開空間，恢復個人選擇與責任，並抵制強加全國性經濟成果的誘惑。政府在保護權利、執行契約、懲處詐欺與維護有序自由條件方面具有正當角色，但「無法透過經濟規劃來製造信仰、歸屬感、團結或道德目標」。

這場辯論的影響超越意識形態範疇。隨著政府的貿易議程——從目前面臨關稅的約200億美元加拿大商品，到擬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的7.5%關稅——將經濟政策推向范斯所倡導的漢彌爾頓模式，關於政府應主導經濟成果還是維護個人自由的辯論，將形塑保守派經濟思維的下一階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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